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縣城再無清華北大的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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縣城再無清華北大的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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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他們的普通,并不是徹底的泯然眾人,而是在優秀環境中的普通。但是的確有許多人沒有完成從“英雄”到“凡人”的心態轉變而墮落。但只要堅持下來的人,最終取得的成就還是不錯的,但是在他們所比較的環境來看,他們取得的成績依然是“普通”的。

而北京學生的優勢在哪里?視野、才藝這些容易引起爭議的,我就不說了,只說學業。北京在基礎教育上的優勢之大是我在外地的時候難以想象的。我曾經在北京一家教學機構長期輔導高中生參加物理競賽,也帶過多年的家教,北京優秀的中學生的水平真是好的出人意料。

而且我發現,盡管清華北大在北京招生名額很多,但是父母教育程度不高的北京土著家庭卻很少有孩子考上清華北大。就我在北京的生活經驗來講,盡管清北在北京的招生比例遠高于外省,但是對于很多土生土長的老北京而言,清北還是那樣遙不可及。甚至可以講,清華北大在北京的招生名額,多數被那些早些年通過自己努力考入北京、留在北京的外地人的后代所瓜分。

我在清北認識的北京同學,大多數父母教育程度都很高,就職于北京的政府機關、高校、科研院所、高科技企業等。你只要想想,每年有多少學生考入北京的高校,然后留在北京繼續發展就可以理解,北京的學生家長這個群體相比外地學生家長這個群體,在教育程度上的優勢是不斷擴大的。

清華北大純理科專業的學生,有不少因為就業的壓力選擇當中學老師。我當年在做物理競賽的時候,老師把很多題目講的繞,而我吃透這些題目后就非常簡潔直白的做了出來。我在給我的學生講的時候,學生就會覺得這題目原來這么簡單直接。其他人反復提到一個事實,就是北京高考題難度比較小。但是北京的尖子生日常訓練的題目,難度絕對是不小的。而且水平較高的老師往往把難的東西講解的很簡易,所以北京的尖子生也往往自以為自己學的東西很簡單。學習好的學生不是刻意教出來的,但是往往是熏陶出來的。教育程度比較高的父母、老師熏陶出成績好的學生,容易太多了。

北京學習最頂尖的學生是非常強的。而且近年來的趨勢是北京最優秀的學生選擇直接出國,而不是上清華北大。

最后,我對那些即將進入清華北大的外地考生,特別是小縣城的考生說:你們的確比北京考生付出了多得多的努力,但是你們多出來的努力并沒有用在學習新知識上,只是重復性的訓練以求少犯錯誤而已,而你們將來的北京同學,有不少已經在大學的課程上走了很遠很遠了。

我再補充三點:

1.我只是在陳述事實,我并沒有表達“北京人考清華北大更容易是合理的”這樣的觀點。

2.那些認為科舉給了寒門弟子機會造就了社會公平的人都沒有認識到,古代農耕社會下,能讀書接受教育參加科舉的人,普遍來自士紳階層,他們的家庭條件比絕大多數人優越太多了。所謂的寒門弟子,也是和皇親國戚相比的。把科舉理解為現在交百十塊錢就能參加的高考,實在是太不了解古代社會和現代社會的區別了。

3.中國經濟相對落后的地區的確有一段基礎教育的黃金年代,但是這段黃金年代即將成為歷史,落后地區和大城市在基礎教育上的差距是在不斷拉大的。

我的父親當年在陜西的一個農村讀書,而他的高中數學老師,是西北大學數學系的教授。為什么?文革。很多本來大有可為的知識分子,被迫勞動改造。但是頗為黑色幽默的是,這又讓很多偏遠落后地區的孩子誤打誤撞地接接受到了比較好的教育,比如我的父親。在那個如火如荼的年代里,北京上海等大城市的學生在運動中卷得太深了,而我父親這樣落后地區的人,反而有了安心讀書的時間,并且在被下放的知識分子的教導下,學到了很多東西。我父親這代人,在高考之后很快就嶄露頭角。

而我父親這代人在考學的時候,城鄉二元制是很森嚴的,農民是農民,干部是干部,許多來自農村的優秀的孩子,因為急于擺脫農民身份,加之信息閉塞,報考的志愿往往嚴重低于他們的水平。很多本來學習非常優秀的學生,誤打誤撞成了小縣城的中小學教師。他們憑借扎實的功底,創造了落后地區基礎教育的第二波奇跡。我清楚地記得,我初中的時候一個中年化學老師,做初中數學競賽題,如同砍瓜切菜,比很多年輕的數學老師都要熟練。

但是這第二波奇跡,也在逐漸離我們遠去。因為小縣城出現這樣優秀的老師會很快被大城市的中學挖走,而且這波人,也到了退休的年紀。以陜西為例,曾經考上清華北大的學生在各個城市、縣城是比較平均的。但是這些年,清華北大在陜西的招生名額日趨被幾所超級中學壟斷,而周邊的小縣城,年級第一能考個西安交大就謝天謝地了。

而那個小縣城基礎教育的黃金年代,是以無數優秀的知識分子,被迫扎根在基層從事基礎教育為代價換來的。而現在,這樣的情況恐怕再也不會發生了。

貧寒之家大學之路的變遷

? 梁 晨 | 南京大學歷史學系

? 李中清 | 香港科技大學人文社會科學學院

“二戰”以后,隨著人權與平等觀念在全球的普及與重視,全世界各國政府幾乎都力圖建設起一套合適的全民教育制度與社會精英選拔機制。在保證本國人才儲備和國家競爭力的同時,實現社會階層的合理流動,使教育真實有效地成為中下階層群體的“上升階梯”,從而達到社會的公平公正與和諧穩定。根據早期的一些經典研究,延續千年的中國科舉制度在打破門第限制,幫助“寒門出才子”,實現“按才取士”方面似乎富有成效,其相關經驗與模式也一度為全球學界和社會所重視。

二十世紀四十年代以來,以柯睿格(Edward Kracke, Jr.)、潘光旦、費孝通等為代表的中美兩國學者,幾乎同時開始關注起中國科舉成功者的社會來源問題。形式上,科舉功名需要依靠本人的勤奮與天賦方能獲取,且不能直接遺傳給子代,而其他區分個人社會地位的因素如財產、血統等卻是由家庭占有并可以直接繼承下去,因此學界普遍認為以長期學習積累和嚴格客觀考試為基礎的科舉能夠促進社會流動。何炳棣在其一九六二年出版的經典著作《中華帝國晉升的階梯》中,就指出明清科舉成功者中有40%左右出身于前三代無功名的寒門之家,中國教育與政治精英的來源相當多樣化,社會階層間具有較強的流動性。在他筆下,科舉制是全世界獨一無二、延續千年的通過教育促進社會流動的典范。

八十年代以后,越來越多的學者對科舉制度實際的社會開放程度產生了質疑,科舉制作為教育促進社會流動典范的光環大為暗淡。不同學者從地方到全國的研究都證明如果考慮家族與姻親關系,明清以來科舉的真正獲益者可能不過三百個左右的大家族,而且還高度集中。研究者認為這一現象產生的原因,是科舉制在知識門檻和學習長度上預設的程度過高,早早地將小家小戶乃至眾多“無產者”拒之門外。因此,盡管客觀考試的正面作用不可否定,但由于科舉制無法實現社會中下層民眾的廣泛參與或教育普及,其對社會流動性的促進作用也就顯得非常有限了。

晚清以降直至整個民國時期,中國的教育普及比科舉時代還有所倒退。一方面這一時期新式學校的數量與學生人數都過少。另一方面,相較于過往的書院、私塾體系,新式學堂的學費、雜費和生活費都要高出很多,即便是相對便宜的國立大學學費也不是普通家庭所能承擔,這使得學生在人口中的比例甚至低于科舉時代紳士階層在人口中的比例(應星,一九九七)。盡管客觀性考試作為傳統得到了堅持,但由于大多數時期各大學都是自主命題,考場也最多只設置于兩三個大城市,居于“僻壤窮鄉”的學子無論在知識準備還是參加考試的便利性上都有著先天的困難。加之教育的經濟門檻一直很高,通過教育促進社會流動顯然無法實現。

科舉制的光輝已然不再,民國時期的狀況又如此不盡如人意,歷來有“重教”傳統的中國還能在教育促進社會流動方面為全世界提供更有效的經驗和令人信服的模范嗎?二十世紀中后期以來中共及其領導下的社會革命似乎是最值得期待和最有希望達成此目標的。一方面,中共成立以來在各時期都反復明確其革命目標是要“消除舊有的社會結構和一切的社會不平等”,“建立一個人人平等,勞動者至上或是無產階級當家做主的新社會”,另一方面,自一九四九年以后,教育普及和“教育向工農開門”成為全國教育界最重要的口號和方針。國家不僅加快發展各級基礎教育的規模,努力提高適齡青少年,尤其是工農子弟受教育的機會,還直接出臺了許多照顧政策,保證各級學校中的工農學生比例。例如江蘇的蘇州地區在招收初中生時曾規定工農成分的主、富農和工商界等原先優勢階層的子女則需要二百四十分才能錄取等等。在大學招生時,國家也明確要求當少數民族學生、華僑學生、復員軍人以及工農畢業生和烈士子女與其他考生成績相同時,要優先錄取。許多高校的重點專業甚至只對工農及革命干部家庭的學生開放。到六十年代前后,像江蘇很多地區中等學校中,超過80%以上的學生都是工農成分,大學里也有類似情形。表面看來,一個工農當家做主的理想社會正在逐漸清晰地呈現出來。

不過,歷史總是存在兩面性。一九四九年以后中國教育的真實狀況非常復雜,許多與以上敘述截然相反的事例與證據表明,教育體制內依然存在著諸多或明或暗的不公平因素,對新中國教育改革的實際效果,學者們也因此產生完全不同的看法。首先,新中國建立后全面推行的家庭成分劃分和干部制度等盡管看似有效地改變了過往的社會結構,但階層或社會群體間的差異不僅沒有消除,甚至有所強化。五十年代末推行的戶口制度,更是導致城鄉二元制的形成和城鄉差距的不斷拉大,使得農民子女獲得良好教育的可能性大打問號。

其次,盡管國家在努力推進教育普及,但限于城鄉、地區間原有經濟基礎、教育條件差異巨大,政府自身投入能力有限,又明顯傾向于城市,教育在城鄉、地區等地理維度上的分布不均衡或不公平依然很明顯。

再次,作為政治革命的領導者,黨政軍系統的干部子女的受教育狀況要明顯優于一般社會子弟,使得社會大眾的不公平感強烈。一方面,一些革命領導者子女在一九四九年以前迫于現實環境,很難接受到良好教育,而一九四九年以后在父輩們的關心和照顧下,他們直接獲取了接受良好教育甚至出國學習的機會。另一方面,新中國成立后,各級黨政軍機關、大型國有企業等或依靠自己的力量,建設條件優越的單位子弟小學,或與附近條件良好的中小學“結對子,搞共建”,在保證本單位職工子女良好受教育條件的同時,也造成了不同單位人群間受教育權的不公平。

最后,一九七七年的高考制度恢復被一些學者看成是新中國歷史上大學招生“第一次從原則上不再關注一個人的身份(家庭成分)”,“強調公平競爭,擇優錄取,體現了一個公民權利的概念”。但過往高考招生時對工農階層子弟照顧政策的消失以及經濟發展后社會財富分配不均,貧富差距拉大,權力、關系與金錢等因素對社會公平不斷沖擊的現實,使得寒門子弟通過教育改變身份,實現向上流動的社會途徑變得越來越狹窄。李春玲(二〇〇三)的研究表明,一九七八年之后教育機會分配的不平等程度逐步增強,家庭背景及制度因素對教育獲得的影響力不斷上升,家庭社會資本和文化資本的作用力不斷加強。

這種認知也非常符合“國際潮流”。布迪厄以法國為對象的經典研究早已指出,占據相對優越社會地位的家庭,通過運用各自的社會、經濟、文化或權力資本來影響子代的受教育過程,使其在考試中取得良好的考試成績或評定,從而使他們的社會優勢代代相傳,由此布氏提出了著名的文化再生產理論。二十世紀以來,大多數西方工業化國家開始實行強制性的初、中級義務教育,各教育階段入學規模也均有所擴大。“二戰”后,北美和歐洲的許多國家又廣泛地出現了高等教育入學機會的變革。很多大學的招生數出現了大幅度增長,很多新的大學在這一時期建立,很多社會的高等教育已進入大眾化時代。但文化再生產理論者的研究認為,“雖然教育擴張在低水平教育上實現了更大的平等,卻無法降低精英教育的不平等;學校除了促使被統治階層子女完成主流價值觀方面的社會化外,同時也通過較高水平教育文憑將被統治階層子女從職業結構中的優勢位置中排除出去,以維持統治階層的地位與特權”。實際上,“在某一給定教育階段上,憑借自身優勢條件,較高階層總是教育擴張的最先受益者,只有當他們的需求已達到完全滿足,教育擴張的好處才會輪到較低階層”,這也就是影響廣泛的“最大限度維持不平等”假說(MMI)。吳曉剛、李春玲以及郝大海和劉精明等學者近些年的研究,都傾向于認為九十年代后期以來中國教育分層正顯現出MMI假設的諸項特征。

面對復雜的現象,證據扎實、論證嚴謹的學術研究就成為了解事實本真的重要依靠。但對于一九四九年以來中國高等教育開放性這樣一個兼具深厚歷史沉淀和強烈現實關懷,且涉及面甚廣的重大問題,獲得足夠的材料或真實的數據,完成有效的研究絕非易事。實際上,歷史研究者普遍認為最好不要將最近幾十年里剛剛發生的事件納入歷史研究范疇。這絕非史學家們食古不化,“薄今厚古”,而是因為對于剛剛發生的事件,一來研究者可能就曾廁身其中,難以客觀、平靜地開展研究;二來由于種種條件限制,無法取得客觀、良好的史料,在這種“巧婦難為無米之炊”困境下,放棄或不觸碰反倒是明智的做法。

最近十多年以來,作為中國最精英大學的北京大學和江蘇地方精英大學的蘇州大學為我們深入理解二十世紀后半葉的狀況提供了可能。在李中清的倡議和推動下,一九九八年以來,兩校先后與李中清研究小組合作,將所存數十萬份的學生學籍卡資料輸入電腦,構建了學籍卡數據庫。學籍卡數據庫對研究和分析新中國成立以來中國精英教育的生源構成和社會流動性具有重要價值。

各高校所藏學籍卡片時間連續性強,涵蓋學生完整,同時各校卡片內容相似,便于比較,蘊含著重要的學術信息。學籍卡一般都包含以下幾項重要學生信息:民族、性別、父母單位、父母職業、家庭出身、家庭析大學生群體的家庭的社會階層屬性與構成、地域來源組成、民族與性別比例以及教育上升過程等重要問題提供了堅實的數據保證。

相對于一般的調查數據(Survey Data),學籍卡等檔案數據(Archive Data)更為準確、客觀。學籍卡的填寫者本身具有較高的文化素養和學習能力,入學材料又是嚴肅的人生記錄,學生本人在當時填寫的家庭信息、求學經歷等通常也是最準確的。通過對這些數據庫的定量計算,又可以較好地克服材料與研究者的主觀性。量化計算發現的規律或現象,并不依賴任何單個或正反方事件參與者的敘述,避免了表達上的主觀與刻意;定量研究可以更好地避免研究者基于自身認知或經驗所形成的預設觀點對研究結論的影響,避免研究時的“先入為主”,得出的規律性現象或結論相對可靠。

實際上,在我們對兩所大學從新中國成立到二〇〇〇年前后的本科生學籍材料進行系統計量分析之前,不僅對新中國成立以來高等教育生源結構變遷缺乏認識,還感覺中國高等教育在改革開放后就應該已經越來越接近西方社會了,不平等問題應該非常突出,但通過計算,我們主要發現了以下三方面重要的新史實,不僅填補了當前的認識空白,也糾正了我們很多不正確的“先見”。

首先,新中國成立以后,隨著基礎教育逐漸普及和精英大學潛在生源規模的擴大,精英教育的生源構成相對之前大為開放。不管是北大這樣的國家級精英大學還是蘇大這樣的省級精英大學,工農子弟、農村學生的比例都迅速提高,甚至一度超越其他各類學生,成為大學校園中的大多數。

其次,八十年代以后,隨著中國經濟發展和社會精英群體的增加,來自具有經濟或文化優勢家庭的學生增多,精英大學名額的爭奪更激烈,但精英大學中工農家庭學生的比例卻依然相當穩定。兩所大學的工農子弟總體比例保持在三分之一到四成之間,基本與何炳棣對科舉制所做最樂觀判斷相接近。

最后,盡管新中國成立后的五十多年里,中國的精英教育保持了較高的生源多樣性,促進了社會流動,但依然有很多學習以外的因素影響著廣大適齡人口的教育機會。教育公平在很多方面還需要不斷努力。比如,農村學生幾乎都來自經濟發達地區,越是欠發達地區,家庭背景對子女教育獲得的影響就越大。

新中國成立后精英大學生的社會來源實現了從被社會中上層壟斷到多階層均占一定比例,從單一走向多樣的轉變。社會來源差異巨大的各類學生不僅能夠進入精英教育的殿堂,還能進一步被培養成社會各領域的技術和管理精英,受教育者本人在實現命運轉變的同時,也改變了國家和地方各類精英的社會來源,造成了中國社會精英來源的多樣化,傳統社會中封閉的階層關系和結構也由此可能被瓦解。這一看似悄然無聲的轉變若確實存在,那么它不僅是中國教育的重大變革,更是中國社會意義深遠的一場革命。

兩所學校所呈現出的五十年來中國高等教育取得的多樣性成就,不管是相對于中國傳統還是當下以美國為代表的西方社會的現實,在實現精英教育生源多樣化,給予社會中下層子弟教育晉升途徑方面都是非常突出的。全世界都普遍認同教育在現代社會是個人實現向上流動的最重要的途徑,但各個社會是否能實現或在多大程度上實現讓教育成為社會個體上升的途徑是更關鍵的問題。新中國以后取得的成績與開放性,不僅相對于自身傳統是成功的,而且也可能要優于當前高等教育水平更高的歐美發達國家。美國及部分西方國家的許多大學的錄取方式一直是非常主觀的和不透明的,這在很大程度上保護了社會中上階層,使得他們更容易利用自己在經濟和社會上的優勢將子弟送入精英大學,社會下層子弟只有在社會中上階層受教育機會飽和之后,才能有獲得精英高等教育的機會。這些現實使我們有理由認為,在學習國外高等教育先進經驗,尤其是美國招生經驗的同時,我們需要保持一定的理性和警惕。

實際上,中國社會和以美國為代表的西方社會對于教育文化和社會公平的認知存在很多根本性差異。在美國,甚至有部分中下層民眾也認同不同教育的受眾應該是有區別的,精英教育本身就應該是服務于社會精英階層。以李中清教授為例,他曾長期負責美國加州理工學院的招生。眾所周知,加州理工是全美以及全球最頂尖的大學之一。他們曾經為一位中學成績非常優秀的黑人青年提供優厚的獎學金,希望他進入加州理工學習。然而這位黑人青年卻出人意料地拒絕了這個“千載難逢”的機會,原因竟是他認為加州理工這樣的精英學校并不是為社會中下層子弟準備的學校,他這樣的中下層子弟應該去一個普通得多的學校。這種情況在中國社會多少有點令人錯愕。自科舉創建以來,中國社會一直對通過刻苦學習,實現鯉魚躍龍門的夢想懷有相當的憧憬和鼓勵,進入更高等級的精英大學也幾乎是全體家長和學生的一致目標。

對新中國成立后大學生社會來源構成的研究,不僅對研究中國教育史至關重要,更對當今中國的教育改革特別具有借鑒價值。我們認為精英大學生源多樣性的產生根源在于基礎教育的推廣普及、質量提升以及相對統一和公平的招生考試。因此,試圖維持生源多樣性,除了強調考試改革的穩妥之外,更要注意基礎教育的全面提高。在中國教育界廣泛開展高等教育和高考改革的時候,千萬不要忘記基礎教育的重要作用和現實困境。相對于層出不窮的各類高考改革方案和素質教育口號,我們認為在當下的中國,盡快徹底實現基礎教育的普及和不同地區教育差距的縮小,是更為緊要和更為有意義的工作。如若不然,中國教育改革可能會誤入歧途,或者重走其他國家錯誤的道路。

本文主文部分《縣城再無清華北大》轉自“知乎社區”,延伸閱讀部分《貧寒之家大學之路的變遷》是《無聲的革命》一書序言,原發表于《讀書》2013年第9期。文章僅代表作者本人觀點,特此編發,供諸位參考。

縣城再無清華北大的后果

很多學生和家長在面對各種院校與專業,學生陷入疑惑,志愿如何填報?院校如何選擇?為了解決藝考學生志愿填報問題,不浪費學生高考分數,幫助學生被理想的院校與專業錄取,今天為大家談談美術生志愿填報志愿的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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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簽: #再無 #縣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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